工作室阮高峰博士受《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邀请，参与关于BYOD主题的对话。阮博士在2013年访问美国西伊利诺大学时结识的霍伊特·汉普希尔教授，毫无疑问成了与他就BYOD主题对话的另一位专家。 转载如下：
对话嘉宾：
霍伊特·汉普希尔(Hoyet Hamphill)：美国西伊利诺大学（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教授、教学设计与技术（Instructional Design andTechnology）系主任。 他是一位活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教育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早年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获得了教学设计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这一学术背景使得他在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擅长（同时也热衷于）对技术支持环境中的学习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究，同时又能跃升至教育系统变革的角度提出实践的建议。近些年，他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环境下教学交互、群体协作和评价机制的探索与实践，除了屡在《英国教育技术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外，他也是AECT等教育技术领域学术会议的常客。 
阮高峰：教育技术学博士，2012年受以色列教育部邀请，赴以色列对外交流与发展署“奥法利研修中心”（Orfi Center，MASHAV）访问，2013年以访问教员（Visiting Professor）身份访学美国西伊利诺大学。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 主要从事网络和移动技术环境下的教与学创新、非正式学习等主题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远程与混合式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的实践与管理工作。同时，他是活跃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推广者、撰稿人和译者，是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课程开发指南的核心成员、全球最大在线学习社区之一的Edmodo中文团队发起者，也是在“网易云课堂”等国内教育资源开放平台发布多门课程的签约讲师。
BYOD是英文“Bring your own devices”的缩写，即“自带设备”，指的是用户携带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计算设备在工作与学习情境中使用。
- 中美两国中小学BYOD的现状及成因
阮高峰：霍伊特，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的邀请，参与这场关于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s，BYOD）在中小学校应用的对话。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对BYOD的关注与实践已经不只是知识企业了，很多其他形态的机构包括中小学校也加入到了对BYOD的研究、探索与应用实践队伍中，在中国一些教育信息技术推进比较成熟的区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学校，也陆续出现了BYOD的试点应用。您在近三年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能否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美国中小学实施BYOD的相关情况，并且说明一下BYOD在美国学校逐渐得到认可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霍伊特·汉普希尔：好的，感谢邀请。正如你说的，BYOD的实践最早出现于知识企业，因为这一模式能给予员工比较大的自由进行个性工作环境配置，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特别是IT和互联网初创企业所推崇的模式。当然，今天这一模式也得到一些发展成熟的大企业，包括财富500强企业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认可。美国的中小学对技术应用的意识向来比较敏锐，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如预算申请的限制等，对BYOD的态度也比较开放。实际上，如果不将这里所指的设备限定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之类的话，美国中小学校BYOD的探索已经有将近10年的历史了。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BYOD实践者的队伍。据Ambient Insight的调查，过去一年间，美国中小学尝试BYOD试点的项目增加了47%。新近的一项针对美、英两国教师的调查也显示，44%的受调查者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自带的计算设备。 BYOD在美国中小学兴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计算设备已经广泛地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首先，在今天很多人的生活中，一个人拥有一个计算设备已经成为现实，甚至很多人是同时拥有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随身还携带一个智能手机，计算设备成本下降与高度普及应该说是实施BYOD的一个重要前提。其次，从客观上来说，学校情境中使用BYOD也有其优势，如果学校教育中的计算设备均由学校来提供，那么受经费预算的限制，很难做到软硬件的及时更新，而我们知道计算机行业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日新月异。相形之下，很多家庭的计算设备更新往往更超前一些。因此，BYOD也成为一些学校应对预算紧张的一种无奈之举。同样是Ambient Insight的调查，有项数据很有意思，在过去的五年间，美国中小学参与在线与混合式学习的学生人数由2009年的200余万增加到了2014年的1000多万，但受调查的学校中有74%表示在技术设施预算上下降了，这其中应该有BYOD的功劳。从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BYOD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在有着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学校中，学生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计算机的软件与系统配置，然后才能进入问题情境，如果作品只完成一半，下次还需要继续同样的热身阶段。但在BYOD中，学生可以依据个人的特点配置最具效率的计算机环境，即使更换了教室甚至回到家中，都可以迅速地进入熟悉的情境，也就是说，BYOD可以让学生的学习体验尽可能地延续。 我记得在前年访问中国的行程中，你曾安排我去杭州市一所实施BYOD的学校参观，我很好奇在绝大多数还是由学校提供计算设备的背景下，中国的BYOD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决策采纳这一模式的？ 
阮高峰：这几年，随着“翻转课堂”等网络学习模式的兴起，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尝试BYOD。我尚未有条件对所有实施BYOD的学校决策者做全面调研，但从与几所实践BYOD的学校领导的交流来看，主要也是现实因素使然，不过不同于美国中小学因为经费方面的限制，中国的这些试点学校大多是出于场地方面的考虑。以您2015年参观过的杭州市江干区采荷第三小学为例，学校实施BYOD的直接原因在于学生数量的增加，另外，由于校区规模有限，无法建设同步规模的计算机机房，因此，学校在得到家长委员会的支持后开始实施BYOD。当然，您提到的计算设备普及等技术条件的成熟也是实施这一模式的前提。不过从总体上来说，BYOD在中国还是少数先行者的探索实践，如果参照罗杰斯“创新扩散模型”，我的判断是它还处于了解阶段，即“革新者”使用的阶段。并且在使用的学校层次上，还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主要是3～6年级。 霍伊特·汉普希尔：用“创新扩散模型”分析与对比不同国家的应用阶段十分有意思。从技术成熟度来说，BYOD在美国中小学同样是一个新事物，如果参考“创新扩散模型”，应该是处于兴趣阶段的初期，也就是“早期采用者”开始探索尝试的阶段。也就是说，在美国实施BYOD的中小学校尽管有很多，但都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BYOD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与困难仍缺乏比较成熟的应对方案。但与中国不一样的是，美国采纳BYOD的中小学校在学段分布上并没有十分明显地集中于哪个学段，这可能是因为使用技术设备已经成为美国中小学课堂中的常态，自带设备也成为美国中小学生重要的学习工具。
从总体上来说，BYOD在中国还是少数先行者的探索实践，如果参照罗杰斯“创新扩散模型”，我的判断是它还处于了解阶段，即“革新者”使用的阶段。并且在使用的学校层次上，还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主要是3～6年级。
- BYOD的设备来源及形态
阮高峰：我在2013年随您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布希奈尔（Bushnell,Illinois）调研时，也参观了当地一所实施BYOD的中学，我发现那所学校将iPad作为BYOD设备。请问美国中小学在实施BYOD时，比较倾向于哪些形态的计算设备？又是如何实现设备既符合教学需求，也方便学校维护和管理的？ 霍伊特·汉普希尔：美国中小学使用的BYOD设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家长为学生配置的计算设备。因为对于设备采购，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预算、使用习惯甚至审美偏好，所以设备形态与型号往往各异。二是学校与一些大公司或财团支持的公益机构合作，由这些机构购置设备并与家长签订合约，供学生在读书期间免费使用。2013年，我们访问的布希奈尔－普莱利中学（Bushnell Prairie High School）采用的是第二种模式，其中的iPad由机构提供，学校要另筹预算进行教学环境的创设，主要是校园无线网络建设、移动充电车的配置，以及统一购置教学需要的应用程序（APP），由于学生数量十分巨大，所以学校在教学应用及其管理软件的投入上往往也比较巨大。 对于学校而言，出于维护与管理上的方便，在BYOD设备的选型上，一般都倾向于那些易于维护的“轻应用”设备，包括iPad之类的平板电脑以及Chrome OS的笔记本电脑，因为这些设备大多引入了沙盒（也叫沙箱，英文sandbox。在计算机领域指一种虚拟技术，原理是通过重定向技术，把程序生成和修改的文件定向到自身文件夹中。当某个程序试图发挥作用时，安全软件可以先让它在沙盒中运行，如果含有恶意行为，会禁止程序的进一步运行，而这不会对系统造成任何危害）的机制，这使得设备较之传统的PC可以更少地受到病毒和恶意程序的感染。此外，在软件的选择上，出于信息共享与交互的便利，学校也更倾向于采用移动应用或是基于云计算的解决方案，如用Google Works教育版代替微软的Office套件、用Pixlr.com代替PhotoShop进行简单的图形处理。当然，对于与计算机相关的学科的教学，学校还是少不了使用传统的计算机机房、采用专业软件开展教学。不知道中国学校的采纳情况是怎样的？
和美国中小学校将BYOD作为持续投入的项目的模式不同，中国的BYOD实践更具有一次性投资的性质。并且将学校和家长的总体投入加起来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投入都花在硬件设备上，至于软件方面的投入，主要还是用于实施教学的公共服务软件，如实施翻转课堂的学习管理系统等
阮高峰：在中国实施BYOD的中小学校中，设备主要还是由学生家长自行采购，但在设备形态上会按照学校的要求与建议，如iPad之类的平板电脑是经常被选用的计算设备，但是选择笔记本电脑的学校所占比例更高。可能是因为笔记本电脑在计算性能上更有保障，工艺的改进也使其便携性能让学生和家长接受。而移动教学在中国也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适合在课堂情境中使用的本土教学应用尚不够丰富，教师在技术进课堂后实施教学和管理学生的技能也有待于在实践中慢慢积淀、磨砺，这可能也是学校选择笔记本电脑作为BYOD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像采荷第三小学这样BYOD设备还要作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环境的学校，笔记本电脑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和美国中小学校将BYOD作为持续投入的项目的模式不同，中国的BYOD实践更具有一次性投资的性质。并且将学校和家长的总体投入加起来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投入都花在硬件设备上，至于软件方面的投入，主要还是用于实施教学的公共服务软件，如实施翻转课堂的学习管理系统等。学校购买软件授权安装于家长提供的计算设备，当前还未有所闻。当然，学校一般都会指派教师或专门的技术人员对家长和学生进行指导，从而使设备的系统配置达到教学的需要。至于软件的形态，几乎清一色的Windows操作系统加相应的本地应用程序，SaaS（Software as a Server，软件即服务）模式的云计算应用比例总体较低，但一些优质的在线应用已开始在特定的教学环节得到采纳。另外，在对BYOD设备的集中管理与维护方面，中国尝试BYOD的中小学校中使用专用的移动设备管理（Mobile Devices Managment)系统的还比较少，软件分发、系统配置等技术维护工作主要还是以人工的方式分别进行，因此运维上的压力更大，特别是需要账户授权的使用情境，如在平板电脑的应用市场中安装APP时，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 BYOD在中美两国学校的应用形态对比
阮高峰：BYOD归根到底只是学校教育信息基础设备建设的一种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终端用户，也就是学生实际上是透明的，就好像我们在喝水时可以只关注喝水这一行为本身，而对于水是来自直饮自来水龙头，还是来自矿泉水桶都可以暂且搁置一样。所以，影响学校在未来BYOD应用中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满足学校教育信息化的需求，能否给学生带来真正的学习绩效提升。您指导或考察过很多实施BYOD的美国中小学校，能否介绍一下美国的教师是如何在教学中使用这些BYOD设备的？您觉得BYOD设备进入课堂后，会对哪些教育教学活动有提升？
BYOD也成为教师分发教学资源的重要形式。美国的纸质书十分昂贵，如果一门课程用到多本参考书目，悉数购置不管对学校还是对家长，都是不小的压力。
霍伊特·汉普希尔：BYOD进入学校后，事实上课堂已经实现了G1∶1所追求的一位学生一个计算设备的条件。首先，它可以作为辅助学生学习的一个认知工具来改进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如在布希奈尔中学，拥有iPad的学生可以借助函数绘制软件自己动手探索尝试，更加直观地对比函数中不同变量对图形的影响。其次，BYOD也成为教师分发教学资源的重要形式。美国的纸质书十分昂贵，如果一门课程用到多本参考书目，悉数购置不管对学校还是对家长，都是不小的压力。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提供相对便宜的电子版本授权，甚至可以采用租借的方式。而且电子书更新成本更低，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对于像计算机科学学科一样的教学主题，在内容的时效性上更有保障；此外，当学生拥有这类设备后，教学不再只是学校围墙之中的行为，而是在课堂教学时间之外，在家庭情境中依然可以发生。这样，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组织与规划自己的学习，同时，借助特定目标与课堂契约，学生也可以锻炼自我管理能力，承担起对自身学习的责任。再次，借助特定的教学互动平台，这些设备的联网特性使得学生、教师甚至家长都可以参与学习的过程，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这类解决方案的引入，使得学生作品的递交、归档和个别化批阅更加方便，而给予不同学生不同的评价反馈，是实施个别化教学的重要途径。从美国目前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课堂上使用自带设备，还是在课外以“翻转课堂”模式为代表的探索，都不缺少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我想在中国学校的情况应该也是类似的。 阮高峰：是的。在中国的BYOD实验学校，计算设备同样扮演着课堂上辅助学习和课后拓展学习时空的角色。不过，在中国的应用情境中，学生在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计算设备的形式占据着主要的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一贯比较关注教师的讲授，学生自主探究、进行发现式学习在学校教学时间中的总体比重并不高；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教师和家长对学生是否能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设备始终心存顾虑，以至于在很多学校中，学校、教师和家长都在人为地创造一些障碍来阻止学生使用技术设备，而这又可能会反过来制约学生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提升。所以在我调研的实施BYOD的学校中，教师通常会花很多精力对学生进行引导与培训，指导他们合理、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有点类似于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s）中的数字公民素养教育。在访谈中，大多数教师反映，BYOD班级的学生，在数字素养上较之其他学生有明显的提升。当然，即便是在这些学校中，学生也不是常态地使用这些设备，通常的模式是由教师决定哪些课时以怎样的形式来使用这些设备，并提前一两天告知学生将设备携带至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中小学校对BYOD的应用总体上还处于探索与观望的阶段，教师、教育管理者与家长对其还处在摇摆状态。
- 实施BYOD的挑战与建议
阮高峰：在企业应用领域，BYOD也随着采纳范围的扩大而遭受到一些如机密信息流失等的质疑，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教育本身并不存在高保密级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担忧可能不会引起学校管理者的困扰。您觉得BYOD要在中小学校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 霍伊特·汉普希尔：当然，BYOD的应用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首先，BYOD设备中应用程序的维护问题。对于iPad而言，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移动设备管理系统，可以借助专用服务器对进入联网范围的设备进行批量的自动部署、升级或卸载；对于桌面计算机，如Windows PC而言，当然也可以借助区域控制器进行统一的软件分发管理，但这个问题主要的挑战在于具备移动计算设备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员的问题。我在中国杭州的那所小学里看到，学科教师在使用BYOD实施教学的时候，教室中还有一个技术支持人员，这自然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但美国的很多学校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在中国，当BYOD进入广大农村学校的时候，学校是否也可以配备同样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个问题。其次，关于课堂教学是否会偏离课程设定目标的担忧。在BYOD进入课堂之后，学生的关注点或多或少会被技术设备本身的诱惑所吸引，这种情况在美国这种缺少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导、在课程教学目标设定上给予教师极大自由度的教育体制下会更加突出，一旦出现一段时间后教学目标与学区督学的期望不相一致的情况，学校和教师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挫败。因此，BYOD的应用效果极大地倚重于教师在技术支持的教学环境中设计教学，引导、管理与激励学生的方法与技能，这就回到了第三个问题，面对BYOD，教师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刻意回避BYOD，无论是源于学校购置还是源于家长或公益机构提供，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设备始终是设备，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师能否将它们通过合理的设计，以富于创意的方式整合进日常的课堂教学环节中，帮助学生架构桥梁，到达知识的彼岸。
阮高峰：这些困难在中国的情境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在对偏离课程教学目标的担忧问题上，由于中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决策体系，教学目标，甚至部分教材的选用都由教育部、各省市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同时中国历来重视考试评价，加上计算设备只是出现在部分的教学课时而非常态化使用，情况会好一些。但在设备管理问题上，中国的中小学校面临的挑战会更大一些，特别是那些采用笔记本电脑作为设备形态的学校，由于家长购置的设备在型号、配置、操作系统版本上均有差异，所以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十分困难。在当前的试点学校中，设备维护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教师代为管理或采用购买外包服务的方式人工维护，这制约了BYOD在更大范围普及的速度；对教师在BYOD环境中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方面的挑战，在中国同样十分严峻，但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并正在实施面向全国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希望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改进。相比美国，在中国实施BYOD还面临另外两个挑战：一是学生的数字素养，二是家长的态度。学校要利用技术设备实施有效的教学，必然需要学生对技术设备有正确的认知理解，并具备操作、使用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也需要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对于BYOD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中小学实施BYOD的优势有很多，挑战也不少，对当前正在实践或有意加入BYOD实践的学校或教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霍伊特·汉普希尔：考虑到未来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计算设备的进一步普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技术会对教育领域中的课程、文化和支持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BYOD是推动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的一种不错的解决机制。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BYOD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带来的挑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觉得教育管理部门、家长还是应该给予这一模式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使其证明自身的优势与价值。 对于学校和教师而言，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刻意回避BYOD，无论是源于学校购置还是源于家长或公益机构提供，在教育教学的情境中，设备始终是设备，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师能否将它们通过合理的设计，以富于创意的方式整合进日常的课堂教学环节中，帮助学生架构桥梁，到达知识的彼岸。
编后：2015年10月，本刊曾刊发过黎加厚教授与王竹立教授关于学生自带设备进课堂的讨论的文章。新年伊始，我们继续关注BYOD的话题，将焦点集中在中美两国中小学校自带设备应用现状的比较上，以期帮助读者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BYOD。
对话背后的故事
在和霍伊特·汉普希尔教授这场越洋对话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始终充满着感动和愧疚。因为霍伊特，这位65岁的老人，是在手术后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完成了这场对话。 霍伊特和我，以及和“BYOD”这个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13年访问美国西伊利诺大学时，我在自己的访学计划中列出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主题，“BYOD”就是其中之一，巧合的是，这正好也是霍伊特近几年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正是因为这一机缘，我得以有机会在霍伊特的带领下去亲身感受美国的BYOD实验学校。在那之后不久，霍伊特访问中国期间，我也带他到杭州市实施BYOD的实验合作学校参观。在那之后的一年里，他和我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分析和比较中美BYOD实践的异同点，这份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报告最终发表在AECT（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的2014年年会上。 因此，当《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的编辑邀请我参与关于BYOD主题的对话，并希望我邀请另外一位专家参与这场对话时，我首先就想到了霍伊特，而他也欣然应允。但当杂志社正式启动这个对话的时候，我陷入了两难中。没错！霍伊特刚刚做完一个手术，但他还是欣然地表示愿意继续参与这场对话。之后的几周时间，拟提纲、交流、摘录、审校等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然而我的内心依然矛盾，既有细细打磨之心，又希望一切早点结束。 在今天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我只想隔着夜空说一句：“霍伊特，谢谢你，早日康复！ ——阮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