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剑桥学习科学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徐晓东主译）的跋，后由出版社的编辑推荐刊发于《清华教育研究》2010年8月期。 转载如下：
学习科学的基本问题
罗杰•C.尚克
阮高峰 杨 刚 译
学习科学的问题是,尽管我们对它知之甚多,但是行动起来还是困难重重。虽然我关注K12教育比关注大学多,但在这里我要写大学教育,因为大学应是最容易改革的教育机构。从大学开始变革有许多好的理由,但在大学教育中进行有意义的变革多少有些不太可能。为什么呢?有如下几个原因(有些也可以应用于K12教育中)。
1．大学坚持入学要求
这在当前教育中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是这样吗?让我来解释。大学入学要求背后的基本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变革。为什么顶尖大学有入学要求呢?对于这些要求基本上有三个理由：
第一，只有这么大的空间。有时这个观点确实是正确的。将讲演厅再多塞进一些人总还是可以的，但建造宿舍很昂贵，而且研讨会为了保证效果，也需要控制人数。当然，空间对于在线课程不是问题，因此这个原因肯定不适用于在线课程。因此，在线课程最可能是基于学习科学理念的真正变革的场所，不应该有入学规则是吗?不是。当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建设计算机科学在线课程时，我建议接纳所有申请人，但这个想法因为以下原因被拒绝了。
第二，如果每个人都有精英学校的学位，那么它将不再是精英学校，对吗?嗯，可能不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好的在线大学可能在某个领域发放成千上万个学位。应该质疑的相关问题应该是，在这个学校中接受了这个课程训练的毕业生，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真能做事吗?啊，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大学通常不会培训人去做任何现实的事情，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看不到耶鲁在线的原因。如果忽然间耶鲁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耶鲁将不再被看成是“耶鲁”。耶鲁的毕业生是否能胜任现实世界的任务，也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也不是耶鲁使用的评价标准。正如在我设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课程中介绍的，我们能否说大学的院系没有做好应对那种新模式的准备。
最常被引用的理由是这样的：没有做好准备的学生很难教。我确实喜欢这个观点。这其实是说，如果某些学生很难教，就不应该教他们。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让那些没有准备好的学生来学习任何你认为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干脆不让他们进来。
不。我们让每个人进入。让我们设计不存在空间问题的校(在线学校的一个好理由)。让我们设计这样的学校，它不是老想着它精英的名气，而仅仅是为人们一显身手做准备。而且，如果学生没有准备好去学习这些学校所教的课程，那么我们就开设一门符合他们现有水平的课程来让他们做好准备。这能够实现。任何人都能进高质量的大学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一所教现实世界技能的大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空间必须不再是问题，从而使遏制变革的精英主义灭亡。学生需要明白，如果他们不能做这项工作，他们将会落后。如果工作是真实的，这就有意义了。
2.大学允许他们的教员决定课程
噢，为什么不呢？教员是专家。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吗？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直击今天大学问题的核心。一般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是毕业，并在所学相关领域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个观点确实不激进吧，我说得没错吧。
然而，学生们决定选修的课程的主讲教授在这一相当直率的问题上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是教授们往往不考虑学生学习的目的是毕业并找到一份工作这个简单的问题。一般而言，教授没有在他所从事学科的现实世界工作过。例如，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当我是一名教授时这是我主要的领域)写的最后一个计算机程序，可能还是在学生时期。他的专长是计算机科学，所以他就来教这个。不幸的是，一般学生根本不需要学习这个专业。但是教授并不在意这个。教授想要教他所熟悉的、他喜欢思考的、对于他来说工作量最少的专业。所以他编造出无数合理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那深奥的领域对于每一个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请记住，在大学中每个系都有许多教授。每一位都想要教他们自己的专长，他们中很少有人有现实世界的经验。所以总的来说，课程就是专长的大杂烩，这些专长无疑“对于每个学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把所有专长汇聚成一个整体时，学生甚至仍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现实世界中开始自己的职业。
你认为仅仅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才这样吗？我也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在那个领域的学生特别想要从事心理服务、健康咨询、社会工作诸如此类的工作，但是教授的专长再一次决定了要学习什么。所以每个人不得不学习认知心理学(我的专业就是认知心理学)，即使这无法帮助他们为人们提供咨询。噢，学习认知心理学也许对他们有帮助。这怎么会害了他们呢？这个推理掩饰了许多心理学系根本没有临床心理学教员的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它根本不是一门学术性科目。大多数系根本没有让学生从事临床学习的想法。他们会拒绝教这些实践的科目，通常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些。
例如，发展心理学是一门关于儿童如何发展的学科，这个学科通常挤满了学生，他们想了解儿童，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们也会有孩子。教授会顺应他们吗？没门。教授对于儿童养育不见得了解多少(我曾经见过他们的孩子)。他们确实知道的是如何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从而认为他们应该教学生从事研究，即使学生从未想过在现实生活中做研究。
等一下，还有更糟的。还记得你在心理学课中上的那些导论课程吗？难道它们不沉闷？那简直是一项没头没脑的、对任何人关于心理学的任何想法的调查。如果你想在心理学中学一些其他东西，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吗？在任何研究型大学的心理学系，教员需要实验对象。他们从入门课程中获得实验对象。还记得那些实验吗？为了得到学，你必须耐着性子听完，所以所有的学生被塞进课堂，为隔壁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实验提供素材。
你明白了为什么你不能对这些教员抱以期望了吧。他们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做好了准备的教授——在一个既定领域有特定专业的研究者。教授们倾心于理论与观点，因为这是他们每天都在从事的。如果你希望获得现实世界的实际技能，那不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但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呢？一名无意成为研究者的本科生为什么就不能追求更加实用的教育呢？这很容易解释。研究者看不起实践者。顶尖大学的教授不想被人认为是在训练实践者。那只是训练，而他们不喜欢这种训练。他们将所提供的不相关的教育合理化，并说他们正在教你学会思考。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样他们就可以坚持教授自己的专业，然后能够很快地返回到他们的研究中。小一点的大学极度渴望成为了不起的大学，所以即使这些学校里的教授自己本身不是研究者，他们也要表现得像是各自领域的精英，所以他们就教授自己攻读博士学位时相同的课程。这比那些强调研究的大学，也好不到哪去。
通常，学生以及他们的现实需求和期望被教员忽视。但除了教员，还有其他一些人可以决定他们的课程内容。实践已经一次次证明了教授们真的不必关心这个问题。在现今存在的任何一所大学里，这些都正在发生，但在规划得很好的网络大学就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任何新开办的网络大学都会从专家那里获得教什么的建议，但这些专家不会由此得到利益。换句话说，没有哪个网络大学必须雇用终身教员，所以他们也不需要照顾自己的特长。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需要才实际上由那些专家(他们唯一的兴趣是确保学生能够在他们选择的领域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来满足。
3.课程有固定的课时并且是平行开设的
教育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教学让学生记忆信息以通过考试，还是通过教学为学生创造一些经历，让学生参与经历而学习？
既然学生在学校通常都是在上课，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一门课程应该上多长时间呢？大学的答案是14周(可能会增减几周)。一门课程多久上一次？大学的回答是每周3小时(多一点或少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一门课总是需要42课时。我想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的，所有的课程需要的课时怎么会同样多，以及所有的课程需要的课时怎么会完全相同。你认为这个答案可能与学生的需求有关系吗，或者我们说它迎合了教员的需要是不是更加合适？
当我在西北大学时，学校希望我每两年讲授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持续12周，每周3个课时。我从耶鲁大学转至西北大学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个安排;在耶鲁大学，我必须每年上1门课程(而且持续16周!)。
噢，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嗯？不，不是。你越重要，你教得越少。顶尖大学的教授认为教学是一种负担，他们总是尽力摆脱。差的教授(例如没有作品发表或没有得到研究经费)被惩罚教更多的课。
既然你知道了这点，而且相信我所描述的在顶尖大学是很正常，那么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课程是那种结构。固定的课程课时与每周最少的课时，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你可能认为一名学生每学期上4-5门彼此不相关的课程是为学生广泛的兴趣与选择着想。但实际目的是帮助教授，不让教学妨碍他们做更重要的事情。如果课程仅仅是每周3个课时，那么需要开设许多的课程使学生有事可做。事实上，这有时导致学生们不能完全集中于一些课程，而这不影响教员(除非他们的课程被取消)。
以这种方式安排的课程，使得班级授课变成了班级演讲和测验。为学生们设计真实的经历——那些允许学生进行深入的调查、建构或是设计的课程往往会超出42个课时，而且要求学生一次只能修一两门。反过来这也要求教授在学生参与任何项目需要帮助的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学生。所以一门深入的课程对学生可能是件好事，可以让他们真正投入某件事情，但对于教授却是不利的，因为那不允许他们继续将教学作为工作中最不重要的方面来对待。
一门课程应持续多长时间呢？只要知道要学习什么，学生们就会尽力学习如何去完成。但如何正确地做好呢？应当给予学生们在自己合适的时间去探索项目的自由。这意味着教授的生活没有了秩序——对于一个日程上有更重要事情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今天存在的课程，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教员活得更轻松。真正的教学需要真实的经历。设计与管理这些经历应是教员应该做的。网络大学中的教员应该会这么做。这种师徒式教学在现在的大学中，仅仅出现在博士课程的最后阶段。教授对博士生认真，也许他们应对所有其他人都认真。
4.教学并没有及时发生
在一个在线、做中学、基于经验的学习环境中，教学的发生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如果你正在学习的时候需要帮助，你便可以请求帮助。可能的帮助有学辅(mentor)、其他学生和教员。在一种基于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教学其实不是一件难事，特别是那些教员再也不需要授课、会见学生、批改测验分数了。我们在卡耐基—梅隆西部大学设计的在线研究生课程中这样做了，效果很好。卡耐基—梅隆西部大学模式应该是未来几年网络大学的榜样。
应该由谁来教？任何人都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指导学生。一个教师、一门课程，这是基于教室的教学观念。在一个在线课程中，数学学辅、物理学辅、计算机学辅、写作学辅以及负责组织工作的学辅都是这一课程的学辅队伍中的一员。那种认为教学专家必须是博士，必须是顶尖研究者的观念，在项目导向的环境中变得没有意义。例如，当建立一个网站作为医药信息项目的一部分时，最好的学辅可能是一位专业的网站建设者，而不是医药学校的人员。
5.课程由讲座主导，而不是项目
许多教授已经认识到基于项目的学习的价值，在大学中这类课程也并不鲜见，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或新闻专业等专业中更是如此。换句话说，基于项目的学习在某些课程中效果更好，这些课程的最终结果是学生学会实际地做一些事情。这应适用于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那些很明显要动手做的领域。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学习形式在课程体系中的位置。通常，学生可能是在一门课程的最后，甚至可能在大学的高年级阶段，才能接触这类课程。为什么呢？
这又归结到了课程委员会，他们在学生获得任何真实世界的经历之前，就已为他们决定了要学什么。正如我说的，他们在开设课程时只对如何填满导论课的教室感兴趣。如果让学生首先从事项目课程，那不可能为系里创造经济效益，因为项目课程十分昂贵，你必须有一个大的师生比使项目课程有效。在讲座课程中1∶500的师生比很合适(刚好一个系的预算)，而项目课程中却需要1∶20的师生比，甚至是1∶10。但不管用何种方式，教员都要得到同样的薪水，所以系里憎恨这样。别担心那个，至少从柏拉图以来学者们就一直在指出，我们实际上只能是从做中学。学生们也知道这点，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项目课程而不是讲座课程(这是指那些真正想要学习的学生)。
开始一个项目，对于决定你是否喜欢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听某人谈论某个领域学到的远远不及在那个领域实际工作教给你的多，所以大学鼓励暑期实习或者类似的事情。或者用另一种方式，他们把真正的教学留给公司，让学生们到那里免费接受教学。不幸的是，由于公司的人不大可能是教师，或不太关注教学，所以公司的教学是成败参半的。
说实话，我们的课程以项目为开始并依托项目实施(项目之间是相互关联得更好)——对于学生来说效果最好，但大学的经济状况阻碍了这种方式。网络大学能够再一次非常有效地实施这一方式。原因是，基于项目的学习要求即时的教学，而在线学习环境在即时教学方面做得很好。教师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网上，突然之间一帮人就开始工作了。
6.要在学校中成功仍然依赖于竞争
有一个为我工作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术机构的毕业生。我经常需要他写东西，但是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让他写，因为他简直不能写连贯的英语句子。有一天，我问他既然是如此著名学院的毕业生怎么可能完全不懂写作。他回答道，他在大学里是数学专业，正因为不用写作他才选择了数学。他知道他不能写,因此他躲避上写作课。这些似乎——当然确实是——与大学的初衷恰恰相反，一个人难道不应该迎难而上并学会它吗？他是多么幼稚！这个人得过奖学金，他不希望做任何危及奖学金的事情，包括选修一门可能得到低分的课程。我记得我儿子的一个朋友的专业是心理学，这是因为测试中都是多选题，他说他很擅长那类测试。这是什么样的学习理由！我记得我在学校时，法语课上有一位法国学生，当我问他在那儿做什么时，他说他可以轻松得“A”。
只要教育还在产生成功者与失败者，我们就不能作出有意义的变革。只要学校被看作是竞争的场合，就会有这类游戏的参加者，他们擅长于游戏但是学到的却很少。
我所说的在K12教育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学期、课程、测试、每天的课程表不是为学生设计的，而是为教师、管理者、政治家、班级所在的房间与建筑设计的。K12教育的成功也被当作一件需要竞争的事件。直到所有这些改变了，学习科学才会对教育起一定的作用。教育的真正变革要求的不仅仅是教育研究。一场教育改革即将展开。开始行动吧！